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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我的概念及其与临床的关系
http://www.naskfy.com  2010-01-29 12:45:18  关注:
摘要:本文将阐述超我概念在精神分析范畴中的发展过程。超我的概念由弗洛伊德的结构理论肇始,但尤其在客体关系理论中,超我的概念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客体关系理论把超我看作是内部客体关系的一部分,并区分了超我的一些特点。本文将进一步的讨论,一个概念的特殊内容将如何的影响到心理治疗中对超我问题的处理。工作室将就张艺谋的电影《英雄》进行精神分析式的解释,并讨论超我的无意识概念以及超我的社会心理含义。
我十分荣幸在这里和大家一起讨论超我——一个在欧洲大陆产生的精神分析概念,我知道,在中国,自几千年前起,道德,良好的风俗和价值观在社会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并做出决定性的贡献。现在,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古老和最有发展潜力的国家。这里要提到的是中国哲学上的法家,其重要的代表人物是商鞅(生于公元前338年)和韩非子(生于公元前233年),两者都强调法对成功治理国家的重要意义,并认为,应加强国家机构以及封建王公的地位。这一思想被秦始皇(公元前221—210)在统一的帝国中强有力的贯彻了。我们还要提到的是孔夫子,他提出了新的思想:人不再是由祖先和自然的灵魂决定的,而是由人的道德所决定的。在某种程度上讲,孔子的思想类似于“人本主义”,并且是中国思想的启蒙(Bauer 2001,S. 57ff. ),但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强化了超我的形成。孔夫子强调等级的一致性、礼的价值、以及家庭联系的意义。孔夫子思想主要体现在五个核心价值观(仁、义、忠、恕、智)以及成人社会的义务(忠、孝、礼)上。但作为与孔子价值观相反的道家则发展了另外一种道德的新途径。根据这样的途径,自身可以获得真切的体验和内心平静。道家遵从德(Tê der Kraft des Tao)的观念,以及无为(Wu Wei,Nicht-Handeln)和朴言(Pu Yen,Nicht-Reden)作为行事的准则。所有在诸子百家时期形成的智慧,对自我施加了影响,并对中国和亚洲文化起了决定性的塑形。精神分析中由自我和自我理想之间的差异形成的耻感比由超我和自我之间的差异形成的罪感起着更大的作用。这也是我今天要讲的内容。(Tang 1992,S.380)。中国文化中的价值观以及道德义务和欧洲文化一样都是通过诸如学习、教导、奖惩等教育方式得以形成。精神分析师对此感兴趣的是最基本的内在心理过程,弗洛伊德最先重视这一过程,对那些有害或失效的行为模式进行了研究,并形成理论。我们不仅要在理论概念上讨论超我,而且,还要把它看作心理治疗意义上最有价值的概念,对此我们将展示我们在治疗中的自己的经验。下面是四个案例:⒈前自主性超我(Das präautonome Über-Ich):S先生S先生马上就要在医院里面动手术了,在这之前他想让我在他住院期间安排时间度假。他在开始分析之前和离开的时候都要去一趟洗手间。然后在治疗时以一种尖锐、大声地音调和我说话。他在保持安静的时候,我必须什么也不能说。但我保持沉默的时候,他感觉我像一个没有价值的人,并且认为是我想要和他说话。我说的所有话,他都感觉为一种攻击,并同时以一种自大的方式给与还击。他对自己的手术大加吹嘘,说自己这是去上前线。很明显他把我当作一个可以把他切成碎片的敌对的客体,而且所有他周围的人对他来说都是怀有恶意的,在来的路上他已经对街上骑自行车的人和路上的行人很生气。最后,在治疗结束前六分钟,他很生气的从沙发上站起来,走了。⒉自主性超我(Das autonome Über-Ich):P女士这是她最后一次分析,她整整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来讲一个梦。在梦里,她看见一个内心平静的男人,她好像在一本书里寻找一篇讲演,但是她的失望感越来越强,最终还是没有找到她要找的东西。突然间,她将梦中的男人认同于我,想到即将结束的分析,她感到再也不能从我这里得到以后生活的指导。在梦里她对那个男人十分生气,因为在那个男人那里她感到自己被人遗弃了。但在这一个小时里,她可以向我诉求指导,并对我们之间注定的分离表示哀伤,而后的生活中她要一个人续写自己的讲演。⒊在躁狂中摆脱超我: M先生M先生在二月份兴高采烈的来到治疗室。他基本上没有躺在沙发上,而是滔滔不绝地讲述上一周他的遭遇和经历。他反复的说,到这里来不是向我讲述什么东西,也不是来和我谈论什么。我开始仔细的听他讲话,但片刻之后,我感觉自己注意力不集中了,思维也有些零乱。这家伙就像喝醉酒似的,滔滔不绝。从他说话的语气中,我感觉到他高涨的情绪。下面,我从他滔滔不绝的话语中截取一段给大家看看:天气温暖得像春天。孩子,哦,孩子,我的衣服太厚了,这对二月天来说真是太暖和了。昨天我感觉不好,晚上和早上我有攻击的冲动。过去这些冲动压得我要垮掉了,因为我不知道是什么情况。现在我明白了,那是因为我在防御,我不能忍受自己不好的感觉。然后我在言语和行为上采取了攻击,我想生气是合理的,就像最近在黑森林里进行的早餐:那里我把我的不幸投射到其他人身上。现在我好了,我成功了。早上我给索尼亚(Sonja)打电话。她很迷惑,她做了一个梦,她想单独呆一会,然后她开始哭泣。我能理解她,我可以很慷慨的说,那你就自己呆会吧,但她知道我希望更多的和她呆在一起,她知道我很失望。先前我给她买了一辆车,旧车,高尔夫,2万欧元,这没什么特别的,黑色运动型小玩意(快速赛车),她喜欢它。她十分的兴奋,早上她拉肚子了,我告诉她,没有必要太兴奋,我已经买了至少10辆车子了。她说是否要去看医生,我推荐她做精神分析。现在我们还处在一个过渡阶段,我在电话里安慰了她。现在我感觉好了。⒋在小组中摆脱超我:消失的巧克力夹心糖小组中的病人各自承受的压力不一样,但有一次发生了意外。玛丽亚在一次治疗的时候,带来了一包自己做的巧克力夹心糖。治疗开始的时候她十分激动的报告,在治疗开始之前她把巧克力夹心糖放在椅子上,然后她出去了一会,回来的时候,巧克力夹心糖不见了,肯定是小组中的某个人拿了她的糖。小组开始查找拿糖的人,一会儿之后,焦点都集中在乌特(Ute)(一个胖胖的有购物癖的女病人)身上。在这次治疗前的很多时候,她总是询问,是否可以吃巧克力夹心糖。乌特只是不自信的否认,但是其他人都认为,很显然,这个贪婪的女人肯定是肇事者。不多久,玛丽亚打开她的手提包时,惊讶的发现那包巧克力夹心糖就在她的手提包里,她对这个完全无法解释。小组开始就自己的指责进行检讨,一个成员说,他只是因为害怕自己被怀疑,才指责别人。我们可以从政治、社会和宗教的领域找到超我的例子,在这些例子中,一个群体成员的个体超我将失去作用,而且该群体成员将做出他们单独一个人时不可能去做的事情。对此,大家可以想想穆斯林青年的恐怖主义行为和青年团伙的犯罪行为。精神分析超我概念的发展史超我的概念是用来命名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假设的第二个心理模型中的某一个结构。超我隶属于所谓的结构理论——精神结构被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本我,弗洛伊德解释为人格中本能驱力部分。本能在幻想和情感中以类躯体欲望和要求的方式表现出来,弗洛伊德认为超我是一种外在标准的内化表象,对抗着本能的欲望。自我则是二者的服务者,必须现时调解超我、本我和外在现实世界的关系。弗洛伊德第二个看起来十分简单的人格结构模型十分清楚地表明:欲望的行为和对它的限制成了关注的焦点,这与以意识和潜意识为中心的第一模型不同。弗洛伊德把超我的产生归因于俄狄浦斯期的冲突。在这些冲突中与同性父母结合的欲望被抑制下来,即异性的父母和同性的父母已经有了一种排除儿童在外的关系。这样男孩将认同父亲,女孩将认同母亲,这种认同是弗洛伊德所说的超我的形成基础,随后这些认同会转向非家庭成员的社会关系中去。道德、禁令、标准、价值,这些由外在客体所带来的规定,将被内化,并在内部以超我的形式针对自我有效的起着作用。伴随着内化的过程是精神自主性的获得。这样,那些为自身思想、情感、行为提供规范化的外在客体原则上已不在是必需的了。自我约束取代了外在约束。超我通过内疚感以显著的情感方式表现出来。在前面的案例中(2),P女士有一种退行愿望的哀伤,拉着我的手不放。这种情况最终改变了我对她的形象,在梦中我是一个令人不愉快的面孔,因为我是一个不能提供帮助的客体。在最后的一个小时里,她能顺利分离,并感觉我是友好的,可以提供帮助。P女士会思考她的自我和超我的关系,这样她体验到她的分析师和超我有益和保护性的一面,哀伤可以使她获得自主,因为她可以承受起外在客体的丧失。自主的超我是一个我们可以重新找到很多文化因素的模型,它使得自身可以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自主的决定,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什么对了,什么错了。伟大的哲学家康德(1784)对此用精彩的语句描述到: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Sapereaude!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自主是一种理想状态,在现实中只会超过或低于这种状态。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930a)发现很多人在儿童阶段只是惧怕外在的权威,在成年后也并没有指向内心自主性的超我,而且终生在潜意识里保持与父母和社会权威的联系。这些社会权威规定他们做或不做什么。康德认为这是懒惰和胆怯的根源,但多数人终生愿意处在不成熟的状态,他们情愿被人主导。当然,这种状态看起来是很安逸的。按精神分析的观点,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超我自主性的发展伴随着焦虑,自主意味着和客体的分离,成人状态和独立状态面临的困难使很多人感到害怕,所以他们愿意在别人划定的范围内活动,并且让自己处在儿童与父母关系的状态下。和P女士不一样,S先生很显然对和我的分离有一种持续性的焦虑。因为分离和即将到来的手术无法避免,他对此无法进行哀悼。于是我就变成了一个坏客体,对他有无法忍受的苛求。S先生有一个严厉的超我,使得他不能以一种更好的方式来保护自己,所以他感到痛苦和受到迫害。这个严厉的超我控制着他的自我,并被他投射到我的身上,因此他担心在治疗时来自于我对他的惩罚,过早的离开了治疗室。弗洛伊德首次谈到良知和内疚感时认为,当一个内在的机构(Instanz)真正建立起来时,内疚取代了对外在客体惩罚的焦虑。焦虑不仅只是对外在客体的焦虑,而且还有对超我的焦虑。与外在权威不同的是内在机构始终都出现着,个体不可能像回避外在客体一样回避内在超我。坏的行为和坏的想法同样被超我改造进到内疚感的形态中去。对自我的监查,弗洛伊德认为并不完全是超我的单一功能。对他来说,更重要的是自尊的作用,他将其描述为自我理想,并参与超我的形成。梅莱尼.克莱恩学派的研究工作使精神分析进一步发展,同时也改变了有关超我的概念。梅莱尼.克莱恩在对儿童的分析实践中发现,儿童超我的形成比弗洛伊德所说的时间早了许多,小于4岁的儿童已经表现出明显的迫害焦虑和内疚感。在梅莱尼.克莱恩看来,超我不仅仅是儿童在俄狄浦斯期内射的父母的形象,而且包含了对自我采取批评态度的内在客体。与弗洛伊德不同的是,梅莱尼.克莱恩把超我看作是不同客体关系和多种功能的概念。另外,弗洛伊德早先将超我理解为对自我起着批评功能的机构,而梅莱尼.克莱恩强调了超我的保护功能,超我可以防止憎恨和破坏冲动的毁灭性,以及保护好的客体和自我。1942年,梅莱尼.克莱恩在阐述超我的发展时,是这样描述的,与躯体需要的满足和拒绝而联系在一起的好的和坏的体验赋予婴儿原始客体好与坏的性质(投射),同时又会吸收到自我(Das ich)身上(内射),这种投射和内射促成了早期超我的形成。在此过程中,婴儿可以形成严厉的超我结构。原始客体被儿童的憎恨投射成坏的、可怕的客体。通过对扭曲的投射客体的认同,儿童内化了一个严厉的超我。这些我们在前面S先生的例子里面已经看到了。一般地说,儿童超我的不同方面是由儿童从他原始客体内化的图像组成的。投射和内射造成了一个无法避免的基本冲突:憎恨针对着原始客体,同时伴随着担心被自身憎恨破坏的以及威胁到自身基本生存的焦虑。由此产生的结果是,自我攻击冲动的限制和对幻想中攻击的客体的保护,梅莱尼.克莱恩把这称之为修复。所有修复的活动,比如社会情感和自愿者行为,将作为良好的道德感被体验到,并使内疚感在可以承受的范围内加以保持或克制。对于成熟超我早期阶段的重要特征,梅莱尼.克莱恩(与弗洛伊德完相同)认为,早期超我同时影响到成熟超我内疚感的形成。焦虑在早期超我中占据了统治的地位,因为它是在对原始客体破坏性冲动中形成的,如果这些形成内射,内在迫害者就会形成。梅莱尼.克莱恩的追随者们进一步形成对早期超我结构和功能的理论。埃德纳.欧华哥尼斯(1998)提出了病理性超我的概念,她的这个重要的概念来自于比昂。在比昂那里则称之为“自我破坏性超我(ich-zerstörerischen Über-Ich)”。“超我看起来没有任何的标志,按精神分析的理解,它凌驾于自我之上,是一种道德优越性的保持,而非某一具体的道德条例。简单的说,超我是审查的结果或是对所有好的东西的剥夺,并且它确保审查过程的持续性…直到…几乎没有什么剩余留下,对超我的对立面来说,空留下一个优势/劣势,什么东西也不能产生。”比昂认为自我破坏性超我产生于无能力感和基本的人际联系中。儿童在母亲那里碰到了拒绝产生联系的客体(关闭的容器),并内射了自我破坏性超我,然后,超我实施了攻击与客体联系的目的。M先生在我面前展现他的无所不能,他通过确定谈话的主题来控制我。这样他成为了主角,自导自演,显然不需要我的参与。超我这时候失效了,对M先生的无所不能的作用也减弱了,伴随着自己孤独状态时的哀伤的并起支持作用的超我也不见了。相应地,对于他来说我是一个不能提供帮助的陪伴者。多数情况下他的自我控制了超我,并控制治疗师,把破坏性超我投射到我身上。因为M先生逐渐把我摆在一个批评者的位置上。这样做的好处就在于他可以不把自己置身于破坏性超我的支配下。当然,这样也会导致关系理解的缺失,或许也会体验到这样的关系—他从自我破坏性超我中跳出来了。同时,在分析中对他来说应该明确的是:他应谈论到他自己内在的暴君,以及开始对他的哀伤有短暂的感受。最后我想谈一下在小组情景下超我的含义。弗洛伊德对这个问题早已留心过,他在1921年出版的著名的文章《集体心理学和自我分析》中就有所论述。在文章中他描述了一个群体中的个体是怎样持久的受到影响,以至于个体产生不同于单独一个人时的想法、情感和行为。在群体中个体不再是他自己了,“他的情感活动的增强了,而理智水平却受到限制,……”(ebd 95 )。弗洛伊德发现作为重要的群体中的心理原则,群体中的许多个体“把一个客体作为自我理想的替代形象,然后不同个体相互认同”(ebd s.128)。这种认同帮助群体中的不同个体作为同一体来认识,突然间作为个体的所有自我就此消失了。于是,对其他人的竞争和嫉妒也消失了。弗洛伊德在这样的背景下将诸如要求公正和平等对待的社会情感理解为对嫉羡(Neid)和嫉妒(Eifersucht)的防御。我们可以在消失的巧克力夹心糖的案例中观察到同样的过程。在面对玛丽亚提出的责任追究,小组的成员很快就统一为一个整体,并把责任加在一个替代者身上,大家就可以轻松卸下超我的责任压力。他们把责任的追究投射到乌特(Ute)身上,同时自己的超我消失了。那些小心谨慎的态度以及不要在未经证明时就控诉嫌疑人的警示早已九霄云外了。在群体情景下,所有有帮助功能的超我失去了作用。法国女精神分析师叶琳娜.卡瑟古埃特.斯密格尔(Janine.Chasseguet Smirgel 1976)就这个问题认为,当超我将儿童和母亲分离并建立起乱伦禁忌的自主性时,自我理想的修复来自于与母亲一体时的全能感,并获得源自服从性的自恋性满足。超我这时候,如卡瑟古埃特.斯密格尔和弗洛伊德《集体心理学和自我分析》所描述的那样,通过自我和自我理想统一的愿望被清除掉了。叶琳娜.卡瑟古埃特.斯密格尔提出了两种不同的集体结构概念:一种基于幻想,集体的领袖与早期的母亲形象相当;另一种是作为一种真实取向的工作团队,集体的领袖作为父亲形象出现。在以幻想为基础的团队中,成员通过与全能的母亲和先驱者的理想自我融合的愿望组织起来。集体有平均主义理想和否认现实的趋向:避免竞争使成员获得统一。个体消失了,自我理想通过集体领袖和潜在领导团体的指示投射到意识形态或宗教性的信念上来。这里要说明的是,在群体里面可以以理想或领袖的名义进行犯罪,这在个体单独情况下,个体的超我是绝对不允许做的。集体暴行被视为集体意识形态必然的结果。所有破坏幻想实现的事情必须消失。在集体中自我融合到了团队中,自我的原始客体和自我理想也相互融合在一起。个体的自我为集体而放弃他的一些权利,因此而获得自恋性满足。一种和集体对立的位置,稳定的俄狄浦斯超我和成熟自我理想形成的前提是从对父亲的认同开始的,同时个体将忍受孤独并放弃通过成为集体一员来实现的自恋性满足,与此相联系的还有分离和差异的确认。这些有关超我结构和功能的思考显示,我们在心理治疗情景中必须仔细的对占统治地位的超我结构进行考察。还要理解,自我是怎样对待客体的超我。超我的防御造成的心理异常并不少见(Wurmser1987)。这些不仅只为诊断,而且对我们的治疗也有意义。只有具有一定自主和整合超我的病人才能将我们有意义的话听进去,思考它,将它内化。只有当超我具有了与内在陪伴者对话能力的特性,治疗的谈话才能引入到有治疗意义的哀伤过程中去。一个具有前自主性的,十分严厉的或者可能是解构性超我的病人会十分迅速的思考我们的话语,想知道我们是否能给他们一些没有隐意的规则:他们希望服从,依附别人并适应这样的状态,他们不愿意自主思考,因为他们害怕分离和自主。类似的在病人防御超我的情况下:对他们来说一种真正对联系的理解和思考同样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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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原文
The concept of the super-ego and it's clinical relevance
Tomas Plaenkers, Ph. D.,
Frankfurt, Sigmund Freud Institute
Abstract: The lecture will demonstra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cept of the super-ego within psychoanalysis. Beginning with Freud's structural theory this concept has undergone important changes especially by the object relational theory that views the super-ego as a part of internal object relations and differentiates certain characters of super-ego. Furthermore it will be worked out, how the specific content of a concept influences the psychotherapeutic approach to super-ego-problems.The workshop will give a psychoanalyt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film „Hero“ by Zhang Yimou, working out the unconscious concept of super-ego and it social-psychological meaning.
Es ist mir eine große Freude hier zu Ihnen über das in Europa entstandene psychoanalytische Konzept des Über-Ichs zu sprechen, da ich weiß, daß Fragen der Moral, der guten Sitte und der Tugend seit Jahrtausenden in China eine bedeutende Rolle spielen und entscheidend dazu beigetragen haben, dass dieses Land zu einer der ältesten und entwickeltsten Zivilisationen der Welt wurde. Zu nennen ist hier die legalistische Schule der chinesischen Philosophie – deren bedeutendste Vertreter bekanntlich Shang Yang (gest. 338 v. Chr.) und Han Feizi (gest. 233 v. Chr.) waren -, welche die Bedeutung der Gesetze für das erfolgreiche Regieren eines starken Herrschers hervorhob, mit denen die staatlichen Institutionen, sowie die Stellung des feudalen Herrschers gestärkt werden sollten. Dieser Geistesströmung verdankt China bekanntlich die Umwandlung in einen Einheitsstaat durch den ersten Kaiser Qin Shi Huang-ti (221-210 v. Chr.). Zu erinnern ist auch an Konfuzius, der ein neues Menschenbild schuf: der Mensch war nicht mehr von Geistern der Ahnen und der Natur bestimmt, sondern aus seiner sittlichen Haltung. Insofern vollzog Konfuzius so etwas wie „Humanismus“ bzw. „Aufklärung“ im chinesischen Denken (Bauer 2001, S. 57ff.), aber um den Preis einer enormen Verstärkung des Über-Ichs. Der Konfuzianismus betonte z. B. die Einbindung in eine Hierarchie, die Wertschätzung von Ritualen, von Familienbindungen. Ich erinnere weiterhin an die fünf Kardinaltugenden des Konfuzius (Ren, die gegenseitige Liebe; Yi, die Rechtschaffenheit; Zhong, die Gewissenhaftigkeit; Shu, die Gegenseitigkeit; Zhi, die Ehrlichkeit) sowie die raus erwachsenden sozialen Pflichten (Zhong, die Loyalität; Xiao, die Pietät; Li, Anstand und Sitte). Aber auch der gegen die Tugendlehren des Konfuzianismus entstandene Taoismus entfaltet eine Moral des richtigen Weges, auf dem das Ich Reinheit und Ruhe gewinnen soll. Der Taoist ergibt sich dem Tê (der Kraft des Tao) und pflegt das Wu Wei (Nicht-Handeln) und Pu Yen (Nicht-Reden).Alle diese auf die Zeit der streitenden Reiche zurückgehenden Weisheitslehren geben Empfehlungen für die Beherrschung des Ichs und haben die chinesische und asiatische Kultur entscheidend geprägt. Dabei spielt das Gefühl der Scham, das psychoanalytisch eher mit einer Differenz von Ich und Ich-Ideal verbunden ist, eine größere Rolle als das der Schuld, das mit der Differenz von Ich und Über-Ich zu tun hat und worüber ich heute sprechen werde (Tang 1992, S. 380).Während solche Tugenden und moralischen Pflichten in China wie auch in Europa durch erzieherische Maßnahmen wie Studium, Belehrung, Lob und Bestrafung eingeübt und sanktioniert werden, interessiert sich die Psychoanalyse für die hier zugrunde liegenden psychischen Vorgänge. Die Beachtung, aber auch die Verletzung oder Außerkraftsetzung derartiger Verhaltensmaßregeln hat sie beginnend mit Sigmund Freud zum Gegenstand ihrer Untersuchungen und Theorien gemacht.Dass wir mit dem Über-Ich nicht nur ein theoretisches Konzept abhandeln, sondern einen für unsere psychotherapeutischen Behandlungen höchst bedeutsamen Begriff, zeigt ein kurzer Blick in unsere Erfahrungen mit Patienten. Lassen Sie mich 4 Beispiele aufführen:1. Das präautonome Über-Ich: Herr S.Er steht kurz vor einer Operation im Krankenhaus, die er in der Zeit meiner jetzt anstehenden Ferien vornehmen lassen will. Er kommt zu seiner Analysestunde und verschwindet gleich auf der Toilette. Dann redet mit einer scharfen, fast bellenden Stimme. Er will seine Ruhe haben, ich soll eigentlich nichts sagen. Aber wenn ich schweige, fühlt er sich von mir abgelehnt als jemand, der es nicht wert sei, daß ich mit ihm rede. Alles was ich sage erlebt er als Angriff und beantwortet es dann ebenfalls angreifend in arroganter Manier. Er spricht davon bei der Operation „aufgeschnitten“ zu werden, und dass es „an die Front“ gehe. Sehr schnell wird deutlich, daß er auch mich als ein feindseliges Objekt erlebt, das ihn aufschneiden könnte, und dass überhaupt alle Menschen um ihm herum, ihm bösartig erscheinen. Schon auf dem Herweg hat er sich über jeden Radfahrer und Fußgänger geärgert. Schließlich steht er sehr verärgert 6' vor Schluß von der Couch auf und geht.2. Das autonome Über-Ich: Frau P. Sie steht am Ende ihrer Analyse und kommt zu einer Stunde mit einem Traum, in dem ihr ein Mann seelenruhig dabei zu sieht, wie sie mit stärker werdender Verzweiflung nach einem Buch für einen Vortrag sucht, es aber nicht findet. In ihren Einfällen zu diesem Traum identifiziert sie mich mit diesem Mann, denkt an das bevorstehende Ende der Analyse und ihr Gefühl, von mir keinen Leitfaden für ihr weiteres Leben zu bekommen. Im Traum war sie wütend auf diesen Mann gewesen, da sie sich von ihm im Stich gelassen fühlte. Aber in der Stunde kann sie über ihren Wunsch nach einem ‚Leitfaden' von mir nachdenken und auch darüber trauern, daß wir uns trennen müssen und sie in Zukunft allein ihren Weg geht und auch ihren ‚Vortrag' allein schreibt.3. Die Beseitigung des Über-Ichs in der Manie: Herr M.Zu seiner Analysestunde im Februar kommt er mit großer Freundlichkeit. Kaum daß er auf der Couch liegt startet er einen lebhaften Redefluß, in dem er mir vom vergangenen Wochenende erzählt, von seinen vielen Begegnungen und Erlebnissen. Er redet und redet und zeigt mir immer mehr, daß er nicht kommt, um etwas mit mir zu klären oder ein Gespräch mit mir zu haben. Ich soll ganz offensichtlich nur zuhören und ihm folgen. Nach einer Weile merke ich, daß meine Aufmerksamkeit nachläßt, daß meine Gedanken abschweifen, während neben mir sein Redefluß vorbeirauscht. Am Ton seiner Stimme spüre ich seine Hochstimmung. Ich zeige Ihnen einen kurzen Ausschnitt aus diesem Wortschwall:It is warm like in spring! Boy, oh boy! My coat is too thick. It is too warm for February. Yesterday I did not feel well – yesterday evening and this morning. I worked myself up into these aggressive impulses. In the past this persecuted me to breakdown, because I did not know what it is. Now I see it is a defence manoeuvre against not feeling good that I do not stand. Then I get aggressive in words and in action. I think it is a fair anger. Just like recent the breakfast in the black forest: where I projected my misfortune to someone else. – Today I am well. I have been successful professionally and at noon I had a telephone call with Sonja. She has been confused, she had had nightmares. She wants to be alone and she started to cry. I felt for her, I could be generous and said: than stay for yourself. But she knows that I wish more to be together with her. She knows that I am disappointed. I now gave her a car, a used car, a Golf, 20.000 Euro, nothing special, a little black sporty job (Flitzer), she liked it. She was so exited; in the morning she had diarrhoea. I told her that she must not be exited, I already have bought ten cars at least. She asked whether she should go to a doctor. I recommended psychoanalysis to her. Now we have a transition period, I stroke her through the telephone. Than I felt well.4. die Beseitigung des Über-Ichs in der Gruppe: die verschwundenen PralinenIn einer Therapiegruppe mit Patienten, die alle aus verschiedenen Gründen überschuldet sind, ereignet sich in einer Sitzung folgender Vorfall: Maria hatte zu dieser Sitzung eine Tüte selbstgemachter Pralinen für alle mitgebracht. Zu Beginn berichtet sie aufgeregt, sie habe vor der Sitzung die Tüte auf einen Stuhl gelegt, sei noch einmal kurz rausgegangen und als sie wiederkam, sei die Tüte weg gewesen. Einer in der Gruppe muss sie genommen haben! Daraufhin beginnt in der Gruppe ein Suchen nach dem Täter und bald gerät Ute ins Visier, eine dicke, kaufsüchtige Patientin. Von mehreren in der Gruppe wird sie im Verhörstil gefragt, ob sie die Pralinen „gefressen“ habe. Ute verneint nur unsicher, aber alle anderen bleiben bei ihrer Meinung und scheinen sich sicher, daß Ute mit ihrer Gier ganz sicher der Täter ist. Nach einiger Zeit schaut Maria in ihre Tasche und entdeckt dort zu ihrer Überraschung die Tüte mit den Pralinen, was sie sich gar nicht erklären kann. Die Gruppe beginnt nun ihre falsche Anschuldigung zu untersuchen und ein anderes Gruppenmitglied gesteht, daß er gefürchtet hatte selbst angeklagt zu werden (Haubl 2005, S. 69f.). Wir alle kennen aber aus dem politischen, dem sozialen und religiösen Bereich Beispiele, wo die Zugehörigkeit zu einer Gruppe das Über-Ich des Einzelnen außer Kraft setzen kann und er dann zu Taten in der Lage ist, die er allein nie begehen würde. Denken Sie nur an die Terrorakte junger Muslime oder an kriminelle Taten jugendlicher Bandenmitglieder.1. Entwicklungsgeschichte psychoanalytischer Über-Ich-KonzepteDer Begriff des Über-Ichs benennt eine psychische Instanz innerhalb des zweiten von Sigmund Freud entworfenen Modells der Psyche. Das Über-Ich gehört zur sogenannten Strukturtheorie, welche die Psyche unterteilt in die drei Instanzen Es, Ich und Über-Ich. Das Es verstand Freud bekanntlich als den Triebpol der Persönlichkeit, der sich in Phantasien und Gefühlen äußert, die sehr körpernahe Wünsche und Bedürfnisse zum Ausdruck bringen. Demgegenüber sah Freud im Über-Ich einen inneren Repräsentanten äußerer Normen, der sich dem Streben des Es entgegenstellt. Das ich – ein Diener dreier Herren – muß nun vermitteln zwischen Es, Über-Ich und der äußeren Realität. Diese sehr vereinfachte Skizze des 2. Freudschen Persönlichkeitsmodells macht deutlich, dass in seinem Mittelpunkt das Verhältnis von Wunsch und dessen Einschränkung steht, im Unterschied zum 1. Modell, in dem das Verhältnis von Bewusst und Unbewusst zentral war. Freud führte die Entstehung des Über-Ichs auf den ödipalen Konflikt zurück, in dem der Wunsch, den gegengeschlechtlichen Elternteil für sich zu gewinnen auf die einschränkende Wahrnehmung stößt, dass dieser Elternteil bereits eine das Kind ausschließende Beziehung zu dem anderen Elternteil hat. Hier vollzieht sich die Identifizierung des Jungen mit dem Vater, des Mädchens mit der Mutter, und diese Identifizierung bildet nach Freud die Grundlage des Über-Ichs, woran sich später andere, nicht-familiale Objekte der Gesellschaft anschließen können. Ge- und Verbote, Normen und Werte, die früher von äußeren Objekten kamen, werden so internalisiert und nun innerlich vom Über-Ich dem Ich gegenüber geltend gemacht. Mit diesem Internalisierungsprozess geht der Gewinn psychischer Autonomie einher, da im Prinzip jetzt nicht mehr äußere Objekte für die normierende Regulation des eigenen Denken, Fühlens und Verhaltens notwendig sind. Selbstregulation tritt an die Stelle von Außenregulation. Affektiv bemerkbar macht sich die Wirkung dieses Über-Ichs durch das Schuldgefühl. Als Beispiel dafür habe ich Ihnen vorhin Frau P. genannt, die sich durch ihre Trauer von ihrem regressiven Wunsch von mir immer bei der Hand genommen zu werden, distanzieren kann. Dies verändert entscheidend ihr Bild von mir. Im Traum bin ich noch ein bösartiges, weil nicht helfendes Objekt, in der Stunde kann sie sich davon distanzieren und erlebt mich hilfreich und freundlich. Frau P. ist also in der Lage über die Beziehung ihres Ichs zum Über-Ich nachzudenken. Sie erlebt dadurch ihren Analytiker und auch ihr Über-Ich gutartig und beschützend. Die Trauer ermöglicht ihr Autonomie, da sie das äußere Objekt loslassen kann.Das autonome Über-Ich ist ein Ideal, das wir in vielen Kulturen wieder finden: es ermöglicht seinem Besitzer jederzeit und an jedem Ort für sich autonom zu entscheiden, was gut und was schlecht, was richtig und falsch ist. Der größte deutsche Philosoph, Immanuel Kant (1784), hat dies in der schönen Wendung beschrieben: Aufklärung ist der Ausgang des Menschen aus seiner selbst verschuldeten Unmündigkeit. Unmündigkeit ist das Unvermögen, sich seines Verstandes ohne Leitung eines anderen zu bedienen. Selbstverschuldet ist diese Unmündigkeit, wenn die Ursache derselben nicht am Mangel des Verstandes, sondern der Entschließung und des Mutes liegt, sich seiner ohne Leitung eines anderen zu bedienen. Sapere au de! Habe Mut, dich deines eigenen Verstandes zu bedienen! ist also der Wahlspruch der Aufklärung. Da diese Autonomie ein Ideal ist, existiert sie in der Realität nur mehr oder weniger vollkommen. Sigmund Freud (1930a) sah deshalb viele Menschen auf der Stufe eines Kindes, das nur die äußere Autorität fürchtet. Viele Erwachsene sind demnach nicht in der Lage, wirklich ein Autonomie gebendes Über-Ich zu verinnerlichen, sondern bleiben zeitlebens unbewusst abhängig von den Eltern bzw. später von gesellschaftlichen Autoritäten, die ihnen vorgeben, was sie zu tun und was sie zu unterlassen haben. Kant (ebd.)nahm an, dass „Faulheit und Feigheit“ die Ursachen dafür sind, dass die meisten Menschen zeitlebens lieber unmündig bleiben und sich gern von anderen leiten lassen. Es sei eben so bequem unmündig zu sein. Mit der Psychoanalyse können wir jedoch verstehen, dass die Entwicklung eines Autonomie gebenden Über-Ichs Angst macht: denn Autonomie bedeutet auch psychische Trennung vom Objekt. Die Zumutungen des Erwachsen-Seins, des Allein-Seins im Denken und Handeln, ängstigt viele Menschen, weshalb sie sich lieber unter die Regie anderer begeben und sich wie ein Kind von Eltern leiten lassen. Anders als Frau P. wird Herr S. von einer nachhaltigen Angst sich von mir trennen zu müssen, bestimmt. Da sich die Trennung und auch die anstehende Operation nicht vermeiden lassen, und da er nicht in der Lage ist darüber zu trauern, werde ich zu einem schlechten Objekt, das ihm Unerträgliches zumutet. Ich werde deshalb ein schlechtes Objekt, da er ein sehr strenges Über-Ich hat, von dem er sich nicht in guter Weise beschützt, sondern gepeinigt und verfolgt fühlt. Dieses Über-Ich dominiert sein Ich, und dieses Über-Ich projiziert er auf mich. Deshalb fürchtet er in der Stunde zunehmend meine Strafe und verlässt den Raum vorzeitig.Von einem Gewissen und von Schuldgefühl will Freud dagegen erst dann sprechen, wenn wirklich eine innere Instanz errichtet wurde. Erst dann tritt das Schuldgefühl an die Stelle einer Angst vor Strafe durch das äußere Objekt. Die Angst gilt dann nicht mehr den Reaktionen des äußeren Objekts, sondern denen des Über-Ichs. Und im Unterschied zur äußeren Autorität ist die innere Instanz stets präsent. Man kann der inneren Instanz Über-Ich nicht wie der äußeren Autorität ausweichen. ‘Böses tun' zieht genauso die Wirkung des Über-Ichs in Gestalt eines Schuldgefühls nach sich wie ‘Böses denken'. In der Überwachung des Ichs sah Freud allerdings nicht die einzige Funktion des Über-Ichs. Wichtig war für ihn auch die Regulation der Selbstachtung, welche er der Instanz des Ich-Ideals zuschrieb, die er als Bestandteil des Über-Ichs sah (vgl. Freud 1914c, 1921c) . Die Weiterentwicklung der Psychoanalyse durch die Untersuchungen und Arbeiten der Schule Melanie Kleins veränderte auch das Konzept des Über-Ichs. M. Klein fand in ihren Analysen mit kleinen Kindern, daß diese schon viel früher als von Freud angenommen ein Über-Ich entwickelten. Schon Kinder, die jünger sind als 4 Jahre, zeigen deutliche Bestrafungsängste und Schuldgefühle. Für M. Klein war das Über-Ich auch nicht mehr nur die Introjektion der ödipalen Eltern, sondern wurde zu einem Sammelbegriff verschiedener innerer Objekte, die sich gegenüber dem Ich kritisch verhalten. Anders als bei Freud beschreibt Melanie Klein das Über-Ich in Begriffen von Objektbeziehungen und vielfältigen Funktionen. Während bei Freud das Über-Ich primär in seiner kritischen Funktion dem Ich gegenüber verstanden wurde, betonte Klein auch die schützenden Funktionen des Über-Ichs, indem es den Haß und die destruktiven Impulse eindämmt, sowie das gute Objekt und das Ich beschützt. Die Entwicklung des Über-Ichs stellte sich Melanie Klein (1942) so vor, daß ausgehend von guten und schlechten Erfahrungen im Zusammenhang mit der Befriedigung bzw. Frustration körperlicher Bedürfnisse die Primärobjekte von dem Baby mit den Eigenschaften des Guten und Bösen ausgestattet (Projektion) und als solche wieder in das Ich aufgenommen (Introjektion) werden. Diesem Wechselprozeß von Projektion und Introjektion verdankt sich der Aufbau des frühen Über-Ichs. Es kann seine besonders grausame Struktur dadurch entwickeln, dass die primären Objekte durch die Projektion des kindlichen Hasses zu sehr bösen und strengen Objekten werden können. Mit diesem projektiv verzerrten Objekten identifiziert sich dann das Kind und internalisiert auf diese Weise ein grausames Über-Ich. Wir haben dies vorhin am Beispiel von Herrn S. sehen können. Allgemein beruhen die verschiedenartigen Aspekte des Über-Ichs jeweils auf den Bildern, die das Kind sich von seinen Primärobjekten schafft. Dieser Prozeß von Projektion und Introjektion führt unausweichlich in einen grundlegenden Konflikt: in diesem Konflikt kämpft der Haß gegen das Primärobjekt mit der Angst, dieses durch den eigenen Haß zu zerstören und damit die Grundlage des eigenen Lebens zu gefährden. Daraus resultiert nicht nur der Impuls, die eigenen Aggressionen zu zügeln, sondern auch das Objekt zu bewahren, das in der Phantasie angegriffen wird. Melanie Klein nennt dies Wiedergutmachung. Alle wiedergutmachenden Aktivitäten, z. B. soziale Gefühle und Hilfsbereitschaft, werden nun als moralisch gut empfunden und helfen Schuldgefühle in erträglichen Grenzen zu halten oder zu überwinden.Als wesentliches Unterscheidungsmerkmal des frühen vom reifen Über-Ich sieht Melanie Klein (1932) – ganz ähnlich wie Freud - die jeweilige Auswirkung: Das frühe Über-Ich wirkt sich demnach ängstigend aus, das reife Über-Ich mit Schuldgefühlen. Die Angst ist beim frühen Über-Ich deshalb dominant, da sie aus den destruktiven Regungen gegen das Primärobjekt resultiert. Wird dieses dann introjiziert, ist damit ein inneres verfolgendes Objekt etabliert.Nachfolger Melanie Kleins haben weiterführende Überlegungen zur Struktur und Funktion dieses frühen Über-Ichs formuliert. So prägte Edna O'Shaughnessy (1998) den Begriff eines pathologischen Über-Ichs. Sie bezog sich mit diesem Konzept im Wesentlichen auf Wilfred Bion, der von einem „ich-zerstörerischen Über-Ich“ sprach.„Es ist ein Über-Ich, das kaum irgend eines der Merkmale des Über-Ichs hat, wie es in der Psychoanalyse verstanden wird: es ist ‘über' Ich. Es ist eine neidische Behauptung von moralischer Überlegenheit, ohne irgendeine Moral. Es ist, kurz gesagt, das Ergebnis eines neidischen Abstreifens oder einer neidischen Entkleidung von allem Guten und ist selbst dazu bestimmt, den Prozeß des Abstreifens fortzusetzen [...] bis [...] kaum mehr [übrig bleibt] als eine leere Überlegenheit/Unterlegenheit, die ihrerseits zu nichts degeneriert“ (Bion 1962, S.156).Bion sah den Ursprung dieses ich-destruktiven Über-Ichs in der Unfähigkeit, elementare Kommunikationsverbindungen herzustellen. Das Kind begegnet hier in der Mutter einem Objekt, das sich weigert, Verbindungen herzustellen (geschlossener Container) und das als ich-destruktives Über-Ich introjiziert wird. Damit verfolgt dann auch dieses Über-Ich das Ziel, die Verbindung zum Objekt anzugreifen. Das Beispiel von Herrn M. zeigt eine manische Abwehr eines ich-destruktiven Über-Ichs. Herr M. nimmt mir gegenüber eine omnipotente Position ein: er dominiert mich, indem er Themen ausbreitet, in denen er absolut Herr der Lage ist und sich selber deutet. Mich benötigt er dazu offenbar nicht. Ein Über-Ich, das sich mäßigend auf seine Omnipotenz auswirken würde, ist in diesem Moment nicht funktionsfähig. Es gibt auch kein Über-Ich, das ihn stützend begleitend könnte in der Trauer über seinen einsamen Zustand. Dementsprechend darf auch ich für ihn kein hilfreicher Begleiter sein. Vielmehr dominiert sein Ich das Über-Ich, so wie Herr M. mich dominiert und sein destruktives Über-Ich in mich projiziert, da er mich in eine zunehmend ihm gegenüber kritische Haltung versetzt. Der Vorteil dieser Operation ist, dass er nicht selber unter einem destruktiven Über-Ich leiden muss. Dadurch kommt allerdings auch keine Beziehung des Verstehens zustande. Würde er eine derartige Beziehung erlauben, liefe er Gefahr von seinem ich-destruktiven Über-Ich bestimmt zu werden. Gelegentlich wird ihm dies in seiner Analyse deutlich: dann spricht er von seinem „inneren Zwingherrn“ und kann für einen Moment Trauer darüber empfinden derartig gefangen zu sein. Abschließend möchte ich noch auf die Bedeutung des Über-Ichs in Gruppensituationen eingehen – ein Thema, das bereits Sigmund Freud interessiert hat und über das er u. a. in seiner 1921 veröffentlichten, berühmten Arbeit „Massenpsychologie und Ich-Analyse“ schrieb. Er beschreibt in dieser Arbeit, wie die Individuen von der Masse nachhaltig beeinflusst werden, so dass sie in der Masse anders denken, fühlen und handeln als als Einzelne. In der Masse scheint das Individuum nicht mehr es selbst zu sein. XXXXX „Seine Affektivität wird außerordentlich gesteigert, seine intellektuelle Leistung merklich eingeschränkt, …“ (ebd. 95). Freud fand als wesentliches psychisches Bindungsprinzip in einer Masse die Tatsache, dass die vielen Einzelnen „ein und dasselbe Objekt an die Stelle ihres Ich-Ideals gesetzt und sich infolgedessen in ihrem Ich miteinander identifiziert haben.“ (ebd. S. 128). Diese Identifizierung (ebd. S.128) hilft den einzelnen Mitgliedern der Masse sich als Gleiche zu erkennen. Plötzlich meinen alle nach demselben zu streben. Es scheint keine Konkurrenz und keinen Neid auf den anderen mehr zu geben. Gemeinschaftsgefühl sowie Forderungen nach Gerechtigkeit und gleicher Behandlung versteht Freud auf diesem Hintergrund primär als Abwehrleistungen gegen Neid und Eifersucht. Wir haben diese Vorgänge eben in der Gruppe mit den verschwundenen Pralinen beobachten können. Konfrontiert mit einer von Maria ausgehenden Schuldzuweisung einigte sich die Gruppe schnell auf ein Mitglied, das stellvertretend für alle die Schuld zu tragen hatte. Alle anderen waren damit vom Schulddruck ihres Über-Ichs entlastet. In ihrer projektiven Schuldzuweisung an Ute verloren sie zugleich ihr funktionsfähiges Über-Ich, dass sie mahnen müsste, hier vorsichtig zu sein und nicht vorschnell nur aufgrund von unbewiesenen Verdächtigungen jemanden anzuklagen. Die Gruppensituation scheint aber allen zu helfen dieses funktionsfähige Über-Ich außer Kraft zu setzen.An diese Überlegungen schloss die französische Psychoanalytikerin Chasseguet-Smirgel (1975) die These an, dass das Ich-Ideal dazu diene, die verlorene Allmacht aus der Einheit mit der Mutter wiederherzustellen und Illusionen zu schaffen, während das Über-Ich das Kind von der Mutter trennt und über die Errichtung der Inzestschranke zur Autonomie und zu der Möglichkeit führt, aus Gehorsam narzisstische Befriedigung zu gewinnen. Das Über-Ich kann nun, wie Chasseguet-Smirgel im Anschluss an Freuds „Massenpsychologie und Ich-Analyse“ beschreibt, durch den Wunsch nach Vereinigung von Ich und Ich-Ideal ‘hinweggefegt' werden.Ihre Überlegungen führten sie zum Konzept zweier unterschiedlicher Gruppenstrukturen: einer auf Illusion gegründeten, deren Führer eher der Repräsentanz der frühen Mutter entspricht, und einer von ihr als Arbeitsgruppe bezeichneten, die realitätsorientiert ist und deren Führer eine Vaterrolle innehat. Eine auf Illusion aufbauende Gruppe, deren Mitglieder durch den Wunsch nach Verschmelzung mit der allmächtigen Mutter, dem Vorläufer des Ich-Ideals, zusammengehalten werden, hat die Tendenz, die Realität zu verleugnen und eine egalitäre Ideologie zu vertreten: es geht um Vermeidung von Rivalität und die Vereinheitlichung der Mitglieder. Individuelle Züge werden ausgelöscht und das Ich-Ideal durch Projektion auf den gemeinsamen Führer oder bei virtuellen Massen, die nicht räumlich gebunden sind, auf Ideologien oder religiöse Überzeugungen projiziert. Damit wird u. a. erklärt, dass in Gruppen im Namen der Ideologie oder des Führers Verbrechen begangen werden, die der einzelne auf Grund seines Über-Ichs niemals zulassen würde. Gräueltaten in Gruppen sieht sie u. a. als notwendige Konsequenz der Gruppenideologie und nicht so sehr als durch den Verlust des Über-Ichs bedingt. Alles, was die Erfüllung der Illusion stört, muss verschwinden und wird daher projiziert. In der Gruppe geht das Ich im Kollektiv auf. Die Gruppe ist zugleich Ich, primäres Objekt und Ich-Ideal, die miteinander verschmolzen sind. Das individuelle Ich gibt seine Vorrechte zugunsten der Gruppe auf und erhält dafür narzisstische Gratifikationen. Ein Sich-gegen-die-Gruppe-Stellen und ein Festhalten am ödipalen Über-Ich und reifen Ich-Ideal setzen voraus, dass die Identifikation mit dem Vater stattgefunden hat, dass Einsamkeit ertragen und der Verzicht auf narzisstische Befriedigung durch die Zugehörigkeit zur Gruppe aufgegeben werden kann. Damit verbunden ist die Anerkennung von Getrenntheit und Unterschieden.Diese wenigen Überlegungen zur Struktur und Funktion des Über-Ichs zeigen, dass wir in der therapeutischen Situation mit unseren Patienten sehr sorgsam die vorherrschende Über-Ich-Struktur untersuchen müssen. Dazu gehört auch zu verstehen, wie sich das Ich gegenüber den Objekten des Über-Ichs verhält. Denn die Abwehr des Über-Ichs bildet nicht selten die Ursache für schwere Psychopathologien (Wurmser 1987). Dies ist nicht nur für die Diagnostik, sondern auch für unsere Behandlungstechnik bedeutsam. Denn nur ein Patient mit einem einigermaßen autonomen und integriertem Über-Ich kann unsere Deutungen nutzbringend für sich hören, über sie nachdenken und sie verinnerlichen. Nur wenn das Über-Ich den Charakter eines dialogfähigen inneren Begleiters hat, kann das therapeutische Gespräch den so heilsamen Trauerprozess einleiten. Patienten mit einem präautonomen, sehr strengen und vielleicht sogar destruktiven Über-Ich werden sehr schnell alle unsere Mitteilungen daraufhin abhören, ob wir ihnen nicht versteckte Maßregeln geben: sie wollen gehorchen, sich unterordnen und anpassen, aber sie wollen nicht nachdenken, da sie Trennung und Autonomie fürchten. Ähnlich verhält es sich mit Patienten, die das Über-Ich abwehren: auch mit ihnen ist eine wirkliche Kommunikation zum Zwecke des Verstehens und Nachdenkens nicht möglich. Literatur: Bauer, W. (1971): China und die Hoffnung auf Glück < chin. Idealvorstellungen; Verherrlichung der Reichseinheit entstand erst in der Han-Zeit > vorhanden in Uni Ffm, Bibliothekszentrum Geisteswissenschaften, IG-Farben.Haus, Q6, EG, Raum 621 Signatur: 02/BE 8200 B344(2) < einige Kopien T.P. >Fornari Spoto, G. (2001): Dem Überich zuhören. Unveröff. Vortrag < Kop. T. P.; Über-Ich, Minus-K, Als-Ob, Magersucht; Begriffsgeschichte > Granet, M. und M. Porkert (Hg.) (1934): Das chinesische Denken. Inhalt. Form. Charakter. Frankfurt a. M. (Suhrkamp) 1985 < T.P., China >Halberstadt-Freud, H. C. (1991): Mental health care in China., Int. Rev. Psychoanal., 18:11-18 < China ; kritische Prognose für Psa in China wg. traditioneller Verschlossenheit, Schamkultur, Familienorientierung >Han Feizi: Die Kunst der Staatsführung. Die Schriften des Meisters Han Fei. Leipzig (Kiepenheuer) 1994Haubl, R. (2005): “Blaming the victims.“ Über Sündenbock-Phänomene. Jahrbuch für Gruppenanalyse, 2005, 6, 55-75 < Kop. T.P. >Kant, I. (1784): Was ist Aufklärung?Klein, M. (1933): Die frühe Entwicklung des Gewissens beim Kind. Gesammelte Schriften, Bd. I, Teil 2, S. 1-20 < Über-Ich >Klein, M. (1958): Zur Entwicklung psychischen Funktionierens. Gesammelte Schriften, Bd. III, Stuttgart (Frommann-Holzboog), S. 369-386Nasio, J. – D. (1992): 7 Hauptbegriffe der Psychoanalyse. Wien (Turia und Kant) < SFI 12.159; Über-Ich >Rosenfeld, H. (1962): Das Über-Ich und das Ich-Ideal. In: Ders. (1966): Zur Psychoanalyse psychotischer Zustände. Frankfurt a. M. (Suhrkamp) 1989, S. 167-179Schultz, H. (2005): Legalismus. Unveröffentlichtes Referat, Frankfurt a. M. 2005Secker, F. (1909/10): Chinesische Ansichten über den Traum. Neue metaphysische Rundschau, 17, 101-104 < Kop. T. P. >Tang, N.. M. (1992) : Some Psychoanalytic Implications of Chinese Philosophy and Child-rearing Practices. Psychoanalytic Study of the Child, 1992, 47, 371-389Tonn, W. Y. 1959): Einleitung. In: Lao-Tse, Tao Tê King. Zürich (Manesse), S. 40Wurmser, L. (1987): Flucht vor dem Gewissen. Analyse von Über-Ich und Abwehr bei schweren Neurosen. Berlin (Spri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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